警惕科學，警惕科學家！

作者:田松，原文很長，僅節選最後兩段

人們通常認為，科學及其技術的發展首先是為了滿足人類的需求，所以在根本上具有一種對於人類社會的善意。在這個前提之下，即使其負面效應，也是出於良好的動機，屬於好心辦壞事。如果說在一九六二年蕾切爾·卡遜出版《寂靜的春天》之前，這種想法還情有可原，在此之後，這種想法往好裡說，是糊塗，往壞裡說，是裝糊塗。在我看來，自從工業革命科學與技術聯姻開始，科學及其技術的起點和歸宿就不是為了滿足人的需求，而是為了滿​​足資本增殖的需求。資本為了使自己增殖，有的時候需要滿足人的需求，有的時候需要刺激人的需求，還有很多時候，需要剝奪一部分人的需求而滿足另一部分需求。正如我們中學政治課裡所學到的，對於資本家來說，只要能賺錢，生產糧食與生產殺人武器是沒有區別的。當科學及其技術服務於資本的時候，其動機之中被人們賦予的善意，其實是不存在的。

資本具有增殖的內在屬性，它要求科學和技術能夠最快地、最大幅度地使其增殖。我在《警惕科學》一文中有相對充分的論述：只有機械論、決定論、還原論的數理科學給出的技術能夠滿足這種要求。而這種技術，其本質上是與生態學相衝突的，它的應用必然會對環境和生態構成損害。因而，很多數理科學的子共同體已經內在地成為生態與環境的破壞者。進而言之，在當下的社會結構中，科學共同體已經內在地具有危害社會的屬性。

在這種科學—技術—產業擴張的過程中，社會整體的利益、底層民眾的利益、大自然的利益，都受到嚴重的傷害。但是，由於被傷害者沒有話語權，常常被弱化、被忽視、被遮蔽。

科學知識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科學共同體生產出來的。當生產者受到資本的約束，並且有逐利動力，它所生產出來的知識，如何能保證中性、中立、客觀？

比如，轉基因作物的各種可能的好處，諸如增產、減少農藥用量等，這些知識更容易生產出來，也更容易得到傳播，傳播到家喻戶曉。而論證轉基因具有生態危害健康危害的知識，從生產、到發表、再到傳播，每一個環節步履維艱。上個世紀末有普泰茲事件——英國生化學家普泰茲因為在實驗中發現轉基因對小鼠健康造成嚴重破壞，遭到各種阻撓與詆毀；二零一三年末，又有塞拉利尼事件——法國塞拉利尼教授二〇一二年在《食品和化學毒物學》上發表的論證轉基因玉米致癌的論文，在十四個月之後，被雜誌出版方宣布撤除。在前幾年中國為轉基因農作物研究投下的二百四十億巨額經費中，有相當一部分用到了媒體上。二零一三年三月，美國國會通過了包含保護孟山都條款的“農業撥款法案HR933”時，中國的主流媒體，那些宣稱要在幾年之內把轉基因糧食擺上中國人餐桌的農業部官員、轉基因科學家，以及某些科普人士，都全力傳播這一消息，宣稱美國政府支持轉基因、支持孟山都。而由於全世界反轉人士的抗議，此條款在在二零一三年九月被徹底廢除時，中國主流媒體卻不置一詞，那些官員、科學家及科普人士也一律緘口不提。

在孟山都公司將轉基因作物推向全世界的過程中，並沒有出現一個中立的、獨立的、具有道德力量的轉基因作物研究共同體。相反，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捆綁在利益之上受制於權力之下的共同體。據我所知，中國科學院植物所的生態學家蔣高明教授多次被打招呼，讓他不要再發表反轉言論。這就是現實的科學共同體！

在科學與社會的博弈中，科學共同體常常會祭起一個法寶——科學特殊論。哈佛大學賈撒諾夫（Sheila Jasanoff）教授總結了科學特殊論的幾個層面。知識論獨特：科學是唯一真的知識體系，決策者應該聽從科學家的建議；管理學獨特：科學的專業性使得外行無法管理，需要科學共同體自我管理；社會學獨特：科學具有自我糾錯機制，科學家共同體總是變得越來越好；經濟學獨特：科學總是帶給社會經濟利益，投資科學技術總會獲得回報。[4]雖然從科學哲學等學科的立場上看，每一項都是經不起推敲的。但是它卻在很大程度上被社會所接受，成為科學共同體拒絕外界監督制約的有效武器。比如，在引起爭議的時候，相關共同體常常把科學活動簡化為科學的知識問題。你不不知道基因是怎麼轉的，就沒有資格討論轉基因問題；你不懂核能是怎麼發電的，就沒有資格討論核電問題。由此導致的結果是，只有他們自己最有資格對自己的活動作出判斷。

科學特殊論是科學主義全盛時期的歷史遺跡。科學史學科的創始人薩頓（George Sarton,1884-1956）認為，科學是唯一的與社會進步正相關的力量。人們認為科學具有自在的自生的力量，只要科學自由發展，社會就會進步。而當外力干預科學的時候，科學就會停滯，社會就會退步，常用的例子如納粹德國與文革中國對科學的干預。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科學代表理性，被用作抵抗神權神性的一種力量。中國文革之後，科學代表客觀真理，被用作抵抗獨斷政治權威的新權威。人們相信科學是一種中性的、客觀的、沒有利益傾向的、超越政治立場的力量，期望科學是一種獨立的、健康的社會力量，並寄希望於科學特殊論能夠保護這種力量。然而，詭異的是，這恰恰表明，科學走向前台，被賦予特殊地位，是作為政治力量出現的。中性中立的科學和科學共同體從來只是一個完美的理想，實際存在的永遠是具體的、被社會結構影響的、與資本和權利結盟的、永遠存在著缺陷乃至惡的科學和科學共同體。

科學共同體具有兩面性。當它為資本服務、當它與社會博弈時，會以其魔法取悅社會，誘惑社會，強調科學的種種好處；當它遭到社會質疑的時候，又擺出一副知識擁有者、世界闡釋者的高傲面孔，說它是精神性的，是中性的、中立的。

一個迫切而嚴峻的問題是，如何防止科學危害社會？

以往，人們寄希望於科學家的個人道德和科學共同體的集體道德。默頓曾提出了影響至今的科學精神四原則說——普遍性、公有性、無私利性和有組織的懷疑主義，這其實是對小科學時代科學家形象的理想化，它只是默頓對科學共同體的期許，從來不是對科學共同體的實際描述。一來，科學家並不是特殊材料製成的，並不比常人道德更高。二來，科學家個人的道德已經不能保證科學不去危害社會。前鑑不遠，黃萬里先生個人的道德修養與學術水平都無法阻擋三門峽與三峽大壩。一位與其所屬共同體相對立的科學家，會迅速被邊緣化。他在體制中所處的任何位置都會被人取代。這個共同體成批出廠的博士碩士，絕大多數是接受了共同體整體範式的，會主動與體制合作。反過來，也只有那些願意與體制合作的人，才會獲得體制中的位置。因而，科學家個體的道德自覺不足以改變科學共同體整體作為資本與權力附庸的角色，更不可能依靠科學家個人的道德自覺來保障科學共同體不去危害社會。

吳國盛教授指出，科學自身的倫理就是更快更高更強，不斷地發現，不斷地開疆拓土，科學是無盡的前沿，科學無禁區。所以從科學內部，不存在自我約束的力量。反過來，科學共同體還在努力反抗社會的約束。

事實上，社會對科學的約束已經存在，比如生命科學領域的倫理審查制度。一個課題必須事先通過倫理審查，才能進行。未能通過倫理審查的實驗結果無法發表，也就無法被科學共同體中認可。倫理審查委員會的成員不僅包括科學家，也包括從事社會、倫理和法律工作的專家。這種倫理約束並非生命科學共同體主動地自我約束，而是在社會壓力之下不得不達成的妥協。這種倫理審查模式有必要推廣到其它科學領域。

五，警惕

人類社會需要建設一種機制，對科學共同體進行有效的約束、監督、防範，防止科學危害社會。首先在意識層面上，需要改變以往對於科學家無條件的信任和信賴，消解科學特殊論。我們依然可以相信具體的某一位科學家的道德是高尚的，甚至可以相信大多數科學家作為個體都是好人，但是同時，需要清醒地認識到：科學共同體首先是利益共同體，然後才是知識共同體，從來不是道德共同體。其利益，必然會影響其知識的生產與傳播。

當科學共同體宣稱他們發明了某種對人類會有種種好處的某種新技術的時候，我們首先要做的不是歡呼，而是警惕！

在核電專家強調核電技術安全、清潔、必要且廉價的時候；在轉基因專家強調轉基因作物高產、抗蟲、節省農藥的時候；在水電專家宣稱長江生態變好的時候；在納米專家宣稱納米技術將給人類帶來諸多便利的時候，我們都要警惕！

科學家集體作惡，並非不可能​​，並非天方夜譚，並非遙不可及。它們就發生在現在，發生在我們周圍。

一九六二年，發表了《寂靜的春天》之後的蕾切爾·卡遜遭到了整個美國化工學界（不僅是化工產業）的一致抨擊，說她並非專業人士，對DDT問題沒有發言權；說她文章的煽情大於理性，文學大於科學；說她危言聳聽，意在阻礙科學發展，用心險惡；說她是歇斯底里的老處女……這語氣，與當下某些人之攻擊所謂“極端環保主義” 、攻擊“反轉控”，何其相似乃爾！

現在的情況更加嚴峻。我們的社會，正在被這些利益集團包圍著，轉基因、納米、核能、水電、太陽能（我沒有寫錯）……，他們虎視眈眈，他們處心積慮，他們妄言發展，謊稱進步，把毒藥包在糖衣裡面，社會在嚐到一點甜頭之後，接踵而來的就是環境問題、生態問題，健康問題、社會問題。二〇一三年霧霾籠罩了大半個中國，在我看來，這正是生態系統全面惡化的一個表現，是上天的警示，很多人依然試圖尋找單一原因，從燒煤找到尾氣，甚至找到了燒烤！人們天真地相信，找到了那個原因，就可以通過新技術加以解決。

雜技演出中，椅子疊得越高，演員的能力越強，觀眾的掌聲越熱烈。但是，所有人都知道，疊得越高，危險越大，所有人都知道，這疊椅子終究是要塌的！然而，我們這個社會卻像中了邪一樣，竟然能夠相信，技術的發展可以是無限的！

社會問題不能依靠技術來解決。技術只是緩解問題、遮蔽問題、轉移問題，從長期看，是飲鴆止渴。一方面，技術的深入使生態危機更加嚴重，進而導致了人類全面的生存危機；另一方面，寄希望於技術解決，使我們浪費了時間，喪失了解決問題的時機！

我們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甚至，崩潰已經開始了！

科學及其技術已經具有了地質作用的力量，科學對於社會的危害，對於地球生物圈的傷害，將是整個人類無法承受的。

我們已經進入了猝死的時代！

警惕科學，警惕科學家！